杨靖︱危险的翻译
1517年初，托马斯·莫尔在比利时鲁汶（Leuven）出版的《乌托邦》传回英国，书中勾勒的美好社会蓝图令人神往，同时也激发了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同年，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手抄版在欧洲宫廷辗转流传，书中关于世俗政治应摆脱宗教束缚的主张深得各国君主之青睐。不久，莫尔的好友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在《和平的控诉》一文中猛烈抨击教皇专制，并尝试为当下的宗教及政治危机开具济世良方。几乎与此同时，新教改革早期领袖济金根（Franzvon Sickingen）行使骑士自卫权，袭击神圣罗马帝国自由市沃尔姆斯（Worms），随后神罗皇帝以“破坏国家安全”为由，宣判济金根及其同党不再受帝国法律保护，这一裁决也成为十六世纪德意志农民战争的导火索。不过，根据柏林洪堡大学荣休教授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在《1517: 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王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一书中的论断，与上述事件相比，1517年10月，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教堂张贴的《九十五条论纲》对教会的杀伤力更强、危害性更大，而欧洲近代的世俗化和多元化道路亦由此开启。
1521年5月，神罗帝国议会在沃尔姆斯召开，大会一致同意时任罗马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对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的严厉谴责，并由神罗皇帝查理五世当众裁定路德是“臭名昭著的异端”，从此路德失去帝国庇护，人人可得而诛之。是为近代欧洲史上大名鼎鼎的“沃尔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英国人望文生义，称之为“蠕虫敕令”，盖讽其微不足道，难以奏效也。
事实也的确如此。同年5月底，路德自沃尔姆斯返程途中遭遇离奇“绑架”。解救他的不是别人，正是维滕贝格大学的创办者、萨克森的腓特烈选侯（Frederick of Saxony），绰号“智者”（The Wise）——这位选侯一向以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为己任，致力于维护帝国境内和平，同时避免与罗马教廷发生任何正面冲突。他下令将路德“囚禁”于他的私人领地瓦尔特堡（Wartburg），并要求这位隐姓埋名的钦犯谨言慎行，尽量减少与外界接触，以免再惹祸端。
一个惯于仆仆风尘之人忽然被强制休息，饱食终日且无所事事——对于路德来说，这样的苦刑堪比教会的“绝罚”。很快，一刻不得闲的路德就找到一项他必须全力以赴的事业：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德语。此前在屡遭宗教会议刁难盘诘后，路德已然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革除教会积弊。比如面对教皇下发缉拿他的“通谕”（Bulle papale），尽管他口头宣称，“我要把它当作一个肥皂泡来嘲笑！”（法语中bulle一词别意为“汽泡”），但他内心深知其威力却不可小觑。在路德看来，教皇通谕法力无边，唯有《圣经》之言方能与之颉颃，并最终战而胜之——由此，他的《圣经》翻译是要让上帝圣言清晰地传递给世间所有上帝的子民，让普世之人都能感受到神意的直接引导（即“信徒皆可为祭司”），从而彻底废除罗马教会这一“中介”毒瘤。不难想象，路德的《圣经》翻译公然违犯教会禁令，势必使得他举步维艰的处境越发凶险【同时代的英国宗教改革先驱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擅自翻译英文《圣经》，结果被判处火刑】。而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印刷术的传布和推广，《圣经》德语译本不仅造成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的局面，而且引发遍及德意志全境的农民战争，使得神罗帝国统治一度摇摇欲坠。这一结果，显然出乎路德本人预料之外。
自《九十五条论纲》张榜之日起，路德便算是与教会正式结下了“梁子”，然而身为教士，他的本意却并非与组织为敌——面对教会组织日益腐化堕落的现状，他痛心疾首，于是决意上书美因茨大主教（并转呈教皇），期望他的一片赤忱能够上达天听。但高高在上的教皇并未理睬这名低阶教士的吁请——他嘲笑道，“写《论纲》的是一个酩酊大醉的德国人；清醒的时候他自会改变主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皇认为路德与负责售卖赎罪券的教士特策尔（JohannTetzel）之争属于教内矛盾：路德是奥古斯丁会会士，而特策尔是多明我会会士。通常情况下，此类纷争只需由各自上级出面稍加调停，即可平息。然而事与愿违。调停未果，路德的怒火倒是越烧越旺，接二连三的檄文已将矛头由贪腐的司铎、主教逐步转向教皇本尊。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雅好艺文之事，性情中正平和（别号“仁宗”），此时也不由得警觉起来：他一方面要求神罗皇帝召开议会严惩异端，一方面又派出教廷头号神学家埃克（Johann Eck）作为教皇特使莅临沃尔姆斯，并再三叮嘱，只要路德诚心悔过，便可既往不咎。
自命不凡的钦差大臣显然未能体察教皇的良苦用心。埃克在会上以盛气凌人的口吻痛斥神学博士路德大逆不道，逼迫他自承是“胡斯的（Hussite）门徒”，由此将路德“逼至墙角”（德语Eck意为角落）。暴怒的神学博士被迫展开绝地反击，而他瞄准的靶心，正是教会上下奉为圭臬的“教皇至上论”（及其变体“教皇无谬论”）。根据路德考证，这一“佯谬”最早出于中世纪教会史上最强势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他宣称教皇的设立“高于民众和国家之上”，犹如太阳的天光；随后，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发布《独一至圣》通谕，明确教皇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正如一条船必须由一位舵手来引航，“一个圣洁、大公和使徒的教会”也必须由一位具有无上属灵权柄的教皇来统治。换言之，既然教皇奉行神旨，他自然不可能犯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博尼法斯死后，教廷即被胁迫迁往法国，教皇无上权威遂沦为笑料。
路德援引《加拉太书》中保罗之言——“彼得……我不得不公开反对他，极力反对他所做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大错特错”，论证即便初代教皇圣彼得亦不能无过，何况等而下之者。路德进而申言，“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时，罗马教会并没有高于其他教会的权力”，换言之，即罗马主教并不天然高于其他主教——其至尊地位在西欧不过区区数百年历史，在东欧则根本得不到承认（东正教唯牧首是瞻）。随后，路德征引意大利人文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语文学分析资料，证明教皇用来获取现世权力（势力范围涵盖罗马及整个西欧）的文件《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不过是公元八至九世纪的一篇“伪作”，根本不足为据。紧接着，路德指出，“阿维尼翁（Avignon）之囚”（或“巴比伦之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事件之后，西方教会一度出现两个教皇对峙、甚至三皇并立的大分裂（Great Western Schism）局面，教会权威荡然无存，堪称旷古奇闻。
最后，路德吟诵初创时期天主教规——根据相关规定：教皇违反《圣经》的行为应被视为过错，教内会众理应予以拒斥。至于近世教皇胆敢凌驾于上帝及《圣经》权威之上，不仅说明其冥顽无知，而且说明其狂妄悖谬。由此路德贬称教皇为“魔座”（your hellishness），而非“圣座”（your holiness），并宣称教皇是“地狱里所有魔鬼中头号最坏的渣滓”。教皇闻讯，敕令取缔路德传教资格，并当众焚烧路德著作，同时严饬神罗当局解押路德至罗马受审。至此，双方已再无转圜之余地。
于是，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当皇帝和教皇特使要求路德撤回攻击教皇的恶毒言论时，自信真理在握的路德丝毫不为所动——“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如果我撤回上述言论，无异于为暴政助纣为虐。”路德坚信，作为肉身之人，教皇不可能不犯错，其权威也肯定不如亘古不变《圣经》。在随后的《圣经》翻译过程中，通过巧妙转换，路德将信仰（而非教会免罪）立为救赎唯一的必要条件，由此彻底摧毁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地基。有了《圣经》，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接触到基督教的本质和源泉——整个教会的机构、圣事、教会法、教义和教皇——所有凡人的权威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人类得救全靠信仰。路德的这番言论，剥夺了数个世纪以来教皇在信仰事务上的最高权威，实际意味着兴起的改革教派与天主教会的大决裂。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将这一关键节点视为“人类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时刻”，道理正在于此。
路德的译作并非首部德语版《圣经》。然而，与之前所有译自拉丁文的版本不同，路德译本依据的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原版。在此过程中，路德也参考了英国十四世纪宗教改革先驱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的译本，以及欧洲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伊拉斯谟的希腊语译本。1522年9月，《圣经》新约出版，同时附有《圣经》阅读指南、序言和简要注释，在市场广受欢迎。它“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了君王的宫殿、骑士的城堡、修道士的修道院、牧师的书房、公民的房子，[和]农民的小屋。技工、农民和妇女都把《新约》揣在口袋里，敢于与牧师和神学博士辩论福音内容”。
不久，随着另一位欧洲人文主义新星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hthon）的加盟，路德的《圣经》旧约翻译也得以顺利展开。尽管梅兰希通以路德门生自居，但他学识渊博，尤擅希腊语，对新旧约译文定稿助益良多。此外，他还发起并主持小型学术研讨会，每周召开例会，并坚持邀请犹太拉比参与讨论——众所周知，路德是著名的反犹主义者。1534年，《圣经》全译本面世，德意志境内印刷商一齐开足马力，造成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照史家的说法，路德的《圣经》自诞生之日起，立时便“俘获了德国人民的芳心”。
考虑到《圣经》的微言大义，路德决定采用所谓“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而非逐字翻译的方法进行移译。路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复杂的原文中将其表达之精髓提炼出来，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现，使得广大德国民众能够理解《圣经》，此种翻译能力，堪称天赋异禀。他自谓这样的翻译“难乎其难”，因为保持原文精髓和思想内涵绝非易事。在翻译《先知书》时，他感慨自己已绞尽脑汁——“天呐，强迫这些作者违背意愿，去讲德语，让我们感到多么力不从心。他们绝不愿意舍弃自己的母语，希伯来语的雅致韵味，而说起粗鄙无礼的德语，这就好像强迫夜莺模仿布谷鸟，强迫它放弃自己优美的旋律而去吟唱单调的歌曲一样，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在翻译意蕴深沉的《约伯记》时，路德绝望地慨叹，这种翻译方面上下求索而不得的痛苦，似乎比约伯本人所经历的痛苦还要多——与其如此，倒“不如就让《约伯记》埋于废墟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对路德这样精研古典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与目不识丁的平民闲谈无异于浪费时间。但即便如此，路德还是会花费大量时间在集市上仔细聆听各色人等的谈吐对话，以便让他的译文措词更加精准，更接地气。为找出最易于民众理解的措辞，他不仅“留心于家中母亲、街上孩童、市场上男男女女，以及屠夫和店铺里各种商贩的言语”，并且“注意观察他们的口型”。许多时候，一旦陷入“穷词”的困境，路德便会殚精竭虑地搜求合宜的字眼——“我努力让我的德语翻译干脆利落，清晰明白，为此我们不惜花费三四个礼拜来寻找某一个词，并为此遍访名师。”据说为了恰当地翻译旧约《利未记》中祭礼所需公山羊等动物内脏名称，他几乎跑遍维腾贝格的屠宰场。为了准确传达《诗篇》中的器物名称，他还专门请教当地的珠宝商，共同商讨宝石的德语名称。他后来对友人坦言：“我的朋友啊，现在任何以德语为母语者都可以自由地阅读《约伯记》，藉以思考。你们可以一口气读上三四页，感觉如履平地般十分顺畅！并不会意识到译文背后译者所面临的艰难险阻”——可谓是他的切身体会。
路德一向认为，文字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其实质往往蕴藏在字里行间，因此人不应该成为“文本的囚徒”。精通德语的路德一再强调，对于译者而言，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固然重要，但熟练驾驭母语可能更为重要，而后者往往为人所忽略。正如他日后在《论翻译》（1530）一文中所言，人们通常认为，懂双语的人就能做好翻译，其实大谬不然。照他的看法，相比于语言技能，译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把握才是成败的关键。他的格言是：“没有人能理解维吉尔的《牧歌集》和《农事诗》，除非他先做上五年的牧羊人或农夫。没有人能理解西塞罗的书信，除非他参与重大的公共事务二十年。”同样，路德不无自豪地宣称，在着手翻译之前，他本人在课堂讲解、课后研读《圣经》已长达十余年。
《论翻译》很大程度上是路德的自辩书。针对敌对势力对他的攻讦，路德引“筑室于道”的典故进行反击。那些不学无术之徒“翻不出一行正确的经文”，不敢正面硬刚，只能躲在阴暗角落唧唧歪歪。他们指责路德志大才疏，不求甚解，导致全书舛误多达一千四百余处。与此同时，路德在翻译过程还“别有用心地篡改《圣经》”词句，比如他将经文中所有“ecclesia”（通常译为“Kirche”，即教会）改译为“Gemeinde”（社区）或“Versammlung”（民众集会），并在翻译《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因信称义”时，擅自添加“仅”字——sola fide，即“仅因信”（by faith alone）。如此狂悖之举，无疑是对教会权威的公然挑衅。
路德坦承他在翻译过程中有“夹带私货”之嫌。比如他本人的确不喜欢德语词Kirche一词，因为该词就像英语中的church，俨然意指巍峨的建筑物或成建制的（established）机构，令人望而生畏，相比而言，他更喜欢烟火气十足的“Gemeinde”或“Gemeine”（社群）。至于“仅”字——尽管路德往后余生皆因此而备受质疑，但他却无怨无悔。路德坚信，这是作为译者的他在参透原文意蕴的前提下做出的正确抉择，《圣经》之精义，亦全在乎此。路德一生屡次修改他的德文版《圣经》，但始终不曾取消此“仅”字，足见他的文化自信。
针对教会提出的“因行（善）称义”——行善不足则以赎罪券（即所谓“天国的门票”）代之，路德斥之为“谋财的丑行”，因为教会人士可以上下其手，从中渔利，而路德倡导的“因信称义”恰恰击中了教会的要害：权力和财富。从早期使徒身无寸缕，到如今教皇富可敌国，罗马教廷衮衮诸公早已忘却初心（路德断言教会组织溃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皇不愿将手从世俗权力的蛋糕上拿开”），与《圣经》之教诲及教规之约束渐行渐远。鉴于教会组织自上而下呈现系统性腐败，难以逆转且不可修复，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整个教会之存在“殊无必要”，或者倒不如自行解体——这也就难怪恼羞成怒的教皇革除路德教籍时，将这位神学博士贬称为“主的葡萄园里一头误打乱撞的‘野猪’”。
诚如歌德所言，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版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德语语言的典范，而路德本人也无愧于“德国语言之父”的令名，广而言之，甚至可以推断“德意志民族始于路德”。路德在译文中所创造的一些词汇，如“Blutgeld”（血酬，付给凶手的酬金）、“friedfertig”（和平，避免冲突）和“N?chstenliebe”（博爱，邻里之爱）等，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一言以蔽之，路德《圣经》翻译对于德语语言的统一和规范，以及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谓厥功至伟。恩格斯赞许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语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洵非溢美之辞。
不仅于此，通过翻译活动本身以及在此期间撰写的大量政论文和小册子，路德进一步提出具体改革进路，如精兵简政——教廷绝大部分内设机构及人员必须裁撤，取消教士的司法豁免等一应特权，废止赎罪券买卖，禁止教会发起组织或参与宗教战争；同时主张强化世俗国家权力，强调宗教和政治各司其职，互不隶属。如此种种，皆十分有利于近代国家世俗化的发展——诚如德国宗教神学家海因里希·伯恩卡姆（Heinrich Bornkamm）在《路德的精神世界》（Luthers Geistige Welt）一书中所言，“路德在社会结构上的影响是造成了一个世俗化的世界。国家、法律和公共生活都拥有了自己的尊严，而不再从属于教会法”。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路德宗教改革思想被同时代教会正统派视为德国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义军首领托马斯·闵采尔是路德的门生）。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路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也开辟了一个告别中世纪的崭新时代，以民族国家诞生、自由意识觉醒、等级制度瓦解以及思想大解放、政教分离等为标志的欧洲近代历史由此宣告诞生。从这个角度看，路德也可以被视为欧洲近代社会的引路人。当然，正如宗教史家所言，“近代社会的和谐与否不是一位宗教改革家所能决定的，正如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动乱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位神学思想家一样。”
时间倒回1517年9月。其时与路德颇多共鸣但最终分道扬镳的伊拉斯谟致信英国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其中有一行文字预示着不祥之兆：“此时此刻，站在世界的这一端，我担心一场大革命即将来临”——可惜，过度自信的教皇严重低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两个月后，伊拉斯谟的预言得到应验——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张贴出檄文《关于赎罪券功效的辩论》（简称《九十五条论纲》），轰轰烈烈的德国宗教改革及农民战争拉开大幕，欧洲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亦由此而改变。
席林教授在本书“结语”部分将1517年定义为“作为近代开端的奇迹之年”，并且断言与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相比，在“让欧洲人的世界观变得多元，从而推动自由发展和世俗化进程”方面，路德的历史功绩更为显著——他“认为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是一场大骗局”，并愿意为了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而奋起戳穿这场统一大骗局。因此，“尽管推动欧洲世俗化并非路德的初衷，但正是他释放了社会变革的关键活力，使欧洲得以有今日的面貌。”移译《圣经》的结果最终竟导致宗教祛魅，或许正是历史上无心插柳而大获成功的另一案例。
